一月下旬起，新冠肺炎由中國爆發大規模傳染，並迅速波及全球。在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下，各國紛紛採取撤僑、隔離等相應措施。在此同時，行政部門侵犯當事人權利的爭議也漸次浮現。
憲法保障基本權利
限制行動是否違憲
一月底，中國籍學生孫宇凡抗議我國政府對陸生的集中管理監測措施，違反基本人權，並要求相關部會道歉賠償。二月初，因國際郵輪乘客出現疑似群聚感染的跡象，造成各國紛紛拒絕郵輪停靠，「寶瓶星號」郵輪上一千七百多名臺灣乘客被滯留船上時，亦高喊其有回家的權利。而更為棘手者，為目前仍滯留於武漢地區我國公民的返臺需求。在疫情緊急的當下，多數人可能會認為這些質疑是藉機生事，無須理會，然其背後所涉及的人權意涵確實值得深思。
記得中學時期公民課程中，有關憲法基本權利保障的內容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憲法二十三條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秩序，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」考試最喜歡考這四種限制權利的條件。回顧民主化之前的臺灣社會，對於基本權利的討論，是很不「人權」的──強調人民的義務而非權利，著重國家可以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限制人民自由。
限制遷徙自由
手段須合比例
此次疫情確實符合我國憲法二十三條的緊急危難要件，人民權利（遷徙自由）可以受到限制。二○○三年SARS 期間的和平醫院封院事件，後續引發一連串的法律爭訟，大法官會議並做出釋字第六百九十號解釋。根據該解釋文，在傳染病爆發期間，強制隔離這種限制人身自由的處置，並不構成違憲行為；但該解釋文也指出，上述限制措施應以法律明文規定，並提供當事人尋求救濟之機制。根據法治原則，這意味所採取的目的必須正當，手段須合乎比例，以對當事人權利侵害程度最小為原則。由此看來，孫宇凡對陸生集中管理監測措施的批判，並非毫無道理。
另一方面，傳染期間政府是否可以限制人民入境？這個問題同時出現在國際郵輪以及武漢臺人返臺爭議上，也同樣涉及個人的遷徙自由。根據中研院法律所黃丞儀老師的看法，大法官會議第五百五十八號解釋案可提供參考。該號解釋認定《國家安全法》中人民出入境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之規定，侵害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之自由，所以是違憲的。然而，該號解釋文也強調，「人民出入境之權利，並非不得限制。」因為限制人民入境的自由本身並不必然構成人權侵害，只是在操作上有侵害權利之可能性。
從國際人權規範角度來看，《公民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第四條也提供了國家減免履行人權保障的緊急條款。但國際人權社群所念茲在茲的，是防止國家濫用此條款濫權壓迫，因此在公約第四條中明確強調比例原則與適用範圍界線，並列舉出絕對不可受到侵犯之權利，包括生命權，禁止酷刑虐待，禁止奴隸，以及思想、良心、與宗教自由等( 公約第四條第二款)。不過，與公民自由相關的言論自由、集會自由，以及遷徙自由則不具有此絕對性質，屬於緊急條款適用內容。
理性思辨破迷思
察納雅言助弱勢
依目前情況來看，新冠肺炎的疫情可能不會在短期間內結束，而各國在因應作為上引發的人權爭議也可能持續出現。在進行思辨判斷時，有幾點應納入考慮：
第一、我們對於人權往往存有二分法迷思，認為尊重人權的國家一定是模範生，而不尊重人權的國家則萬事皆錯。但實際上，意願與能力之間的落差，往往是造成當事人權利受損的重要因素，而不一定是統治當局惡意壓迫造成的。此外，承諾遵守國際人權規範，並不表示政府在面對挑戰時，都能在第一時間做出正確決定，這也是國際公約監督機制存在的理由。
第二、人權的內容五花八門，儘管國際文件強調其彼此間相互依賴，但不同權利主張間的矛盾競逐確實存在。在疫情擴散的狀況下，就可以看到健康照護權利與公民自由之間的衝突，而需統治當局做出取捨，這也是前述國家減免義務條款設定的用意所在。
第三、尊重與蔑視人權社會的真正差異，在於後者完全不在乎其作為所帶來的負面衝擊，也不提供受害者救濟之管道，甚至對出言質疑者打壓迫害。此次疫情中不幸身故的吹哨者李文亮醫師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一個尊重人權的公民社會理應
能察納雅言，理性思辨，襄助弱勢，承擔道德責任。期許在度過生理性疫情的挑戰後，臺灣社會的心理素質也將更為健康。
